万历十五年间，表面上四海升平、河清海晏，但随着海瑞、戚继光等文臣武将相继去世，明王朝所暴露出的问题也日益严重。从1587年，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一年，就可以窥见那些祸患的种子。

《万历十五年》是一部非典型化的历史著作，但它的内涵却是非常典型化的。作者用“以点带面”、“管中窥豹”的研究方法，以1587年作为“历史之国”与“未来之国”的纽带，利用文官与武官、君与臣、制度与思想的对比联系中选取典型人物。从“太平盛世”窥见“末世端倪”，从历史的后知后觉中，发现历史教训，服务于未来与当下社会。

充斥矛盾的文官集团

明朝的文官组织系统庞杂，牵涉甚广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整个文官集团才是国家真正的管理者，早已再不是单纯的行政工具。

第一，文官集团内部的斗争。钱穆先生在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》中谈到：“大抵政治是出于公的，在公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是制度，而法术则出之于私，因此没有恰到好处的节限。”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使他们结成小团体，利益派别的不同导致很多的冲突和矛盾。

第二，文官与皇帝的纷争。在立储方面，文官集团坚持不废长立幼。万历皇帝找不出合适的理由立常洵为太子，抗争失败，开启了长达28年消极怠政的生涯，而大明帝国因之走向越来越混乱无序的深渊。

第三，文官与武官的斗争。宋朝以来重文轻武的传统延续到明朝。军官完全是一个世袭的阶层，被认为仅具打斗之长，同为朝廷官员的武官，没有文官那么高的地位，也得不到文官的信任。

第四，文官与宦官的纷争。司礼监太监作为皇帝的身边人，深受皇帝的信任。如果文官和宦官势力相结合，基本上可以控制整个朝野。而两股势力道相斗争，则会带来国政的混乱。

文官集团的因循守旧：严守成宪和社会习惯，遏制个人的特长，以及“阴”的一面，使新兴的、有所作为火苗还没有壮大，就被北风熄灭了。而这阵北风，一直在文官集团内部盘旋。

以道德代替法律的意识形态

明朝的特征在于“依靠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手段。意识形态充斥了帝国的各个方面，无论是从强度还是广度来说，都是前所未有。”本朝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，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，也会翻译成道德上的问题。比如官员对首辅申时行的攻击，都是从一些小事出发——借谐音讽喻、匿名揭帖等等。假以时日，细枝末节的局部问题转化为整个道德问题，足以形成撼动大树之势。

法律和道德的脱节的问题十分严重，治理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，如果不依靠周密详实的法律体系，就势必依靠道德的信条。而信条僵化则会造成官员贪腐，整个社会衰败落后，早就沦为半瘫痪状态的法律也无法弥补这一缺陷。

在军事管理方面的欠缺、军备废弛、组织低能、装备落后、配给混乱、一大部分高级将领缺乏谋略，是导致后来清兵灭明的一个重要原因。而俞大猷提出的有益的建议，军队现代化的计划，兵精械利等，由于涉及到政治问题甚至触动整个国家的体制而没有被采纳，这是创新武将的失败。

大明王朝，终究是人治的时代，所以“人”的局限，就不可避免。而万历皇帝作为一个“守成之君”的不作为，文官集团即使能依照强大的惯性维持整个帝国的运转，也再难使其逃离衰落的噩运。

弥漫官场的贪腐之风

官吏贪腐的根本原因有两点：第一，金钱的匮乏。明朝时期，官员的俸禄普遍低微。第二，权力的自主性比较大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朱元璋时期所推行的廉洁风气不再，治理贪污的法律，形同一纸空文。海瑞的兴利除弊，治理贪污，因为触犯了整个文官集团的利益，阻力非常大。在其备受排挤的晚年，不由得兴叹，为何做官？是出于“恻隐和义愤”。张居正在《张太岳集》里说过：“苟利国家，生死以之。”

本书并没有说明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之间的联系。而明灭的症结，恰恰出在这里。统治集团剥削压迫，农民的不堪重负。张居正的新政、海瑞的“鱼肉官员”，无非就是想调节两者的利益，让这个帝国能平稳运行下去。而官吏的食古不化，尸位素餐，着实让人心寒。

清明的政治，才会推动国家的长足发展。明代国家机器的运转，并不是以明面上那些公开宣称的正式规范运行的。官员们有心照不宣的“潜规则”——即依靠手中的权力压榨百姓，排除异己。不明说的规矩，却是整个体制运行的核心法则。

可以说，这些与衰落抗争的新兴之势，最后都被扼杀恶了。而明帝国所存在的问题，以及无数仁人志士拿出的解决方法都值得现在的人们思考。到底，怎样治国理政才是最好范本，我们的人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国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