邵丽，女，生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，毕业于河南财经学院，中国作家协会首届鲁迅文学院高级研修班学员。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会员。现为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秘书长。1999年开始写作，曾在全国性大型刊物上发表作品一百多万字，获奖颇多。曾获《当代》文学拉力赛分站冠军；长篇小说《我的生活质量》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、获文学大赛小说类特等奖、人民文学出版社“年度中华文学人物”最具潜质的青年作家称号、第二届“河南文学长篇小说奖”、河南省长篇小说政府文艺奖、二零零六年度《小说选刊》优秀中篇小说奖；小说《明惠的圣诞》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（2004—2006年）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近日，邵丽老师最新长篇小说《我的生存质量》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首发。

1) 曾提出“文学之死”的作家马原说：“今天的小说已经没有经典可言，写作越来越娱乐化，读者越来越粉丝化。过去文学中那些悲怆、宏大的东西再也找不到了。”您认为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文学？

答：我觉得不能简单地总结或者回答这个问题，既然文学是人学，那么我相信只要有人类存在，就有文学的存在。娱乐化不一定是好事，也不一定是坏事。这样的时代既需要娱乐化的文学，也需要严肃的文学，既要满足大众，也要满足小众，这样的文学才是丰富多彩的、有生命力的。

2) 对于纯文学创作和编剧，您有什么看法？

答：纯文学的“纯”很难定义，在市场经济越来越影响我们生活的前提下，绝对的纯文学是没有的。但是，在市场面前，保持批评态度和警惕立场的作家还是有的，他们提出的反思、批判和生活观点，还是会影响我们的生活。市场决定效率，而文学决定我们生活的节奏和质量。所以我觉得在市场和文学之间，作家还是会有所作为的。

3) 如今仍坚守纯文学的作家如王安忆、迟子建，都是从八十年代走出来的，您认为这个时代能否培养出这样的人？您对80后、90后有什么样的期望？

答：每个人成长的时代背景不同，可能思维方式和思维质量不一样。王安忆和迟子建那个时代，很难产生韩寒、李海鹏，反之亦然。我觉得80、90后，比我们那个时代背负的东西、忌讳的东西要少很多，但并不意味着没有宏大叙事。对于现在的每个人来说，没有比自由、民主、公平这些普世价值更大的事情了，我觉得这个时代的人可能比我们走的会更远。

4) 谈谈莫言吧，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引发了诸多噱头，您怎么看他的作品？您认为“莫言热”会让当代寻得回些许八十年代文学繁荣时期的踪影吗？

答：莫言获诺奖已经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了，它几乎上升到国家荣誉的地步。对于中国文学来讲，我觉得这样是对的，它既让我们更深地走向世界，同时也让世界更快地走近我们。莫言的作品在轻松里有沉重，在沉重里也有轻松，这种状态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髓，是儒和道之间的一种文化转换。

“莫言热”肯定会让文学热起来，但我不希望回到八十年代的文学繁荣时期。毕竟，那个时代并不是阳光灿烂的日子，有很大的阴影，我们还是需要往前看。

5) 您对“作家为了谁而创作”这个议题有何见解呢？

6) 中国古有“三不朽”，“立言”是其中之一，而作家群体，一直都是立言的重要人选。您对作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有什么看法？

合并回答以上两个问题：真正的作家都是为自己创作的，只有对自己负责的作家，才能对读者负责。当然，每个时代的作家所担负的责任并不一样，我认为敢于“立言”的作家，应该是最先牺牲，或者是最后沉没的那些人，这就是担当。

7) 有人说这是个信仰缺失的年代，“信仰”在您心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？

答：过去我们所谓有“信仰”的时候，只是找到了神龛，并没有找到神，那是真正的偶像崇拜。现在所谓“信仰缺失”，恰恰是重拾信仰的开始。不能否认，现代人自信的多了，自私的也多了。但是，个人主义也是一种信仰，而且不是一种坏信仰。真正把我们的信仰杀掉的，就是所谓的“集体主义精神”。

8) 您在《我的生活质量》的开篇引用了海子的一句话：我走过许多条路/我的袜子里装满了错误，有何意蕴呢？

答：这句诗嵌在我的小说里，有它独特的意义，那是针对王祈龙脚上的“拐”说的。脚上的那个“拐”是王祈龙始终进不了城的心理标记。

9) 您的生活经历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？

答：影响比较大，可以说非常大。我一直在写我的生活，即使写的不是我，也是我从自己的生活观点出发，所看到的别人的生活。用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来说，那就是某种意义上我的生活。

10) 我们看您经常上微博，网络等新媒体培养出了新的作家，您怎么看待这些作家以及网络对作家的影响？

答：网络是一个新平台，给更多的作家提供了交流和学习的机会，也是一个培养新作家的平台。它提供了非常大的信息流，缩小了我们与读者的距离，扩大了看世界的视野，有非常大的正面影响。

11) 有学者说，文学成为青春叛逆的宣泄口，对主流文坛形成了挑战。您对此是怎么看？

答：我希望如此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才好。

12) 您理想中的小说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？

答：最好的小说是一个流动的文本，每个读者都是作者，或者说小说每让读者读一次，都有不同的感受和收获，那才是好小说。

13) 您在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《明惠的圣诞》中成功地塑造了明惠这个形象。对于塑造人物形象，您有没有自己独特的方式？

答：一定要抓住小说中的人物与周围的人一样中的不一样，不一样中的一样——他并不是另类，但一定有独特的个性；他虽然是“这一个”，但又能代表很多人，这样的人物才丰满。比如阿Q，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影子。

14) 批评家往往喜欢将作家归为都市写作或者乡村写作，您是如何给自己定位的，是否倾向于某一领域？答：没有倾向，也不喜欢这样的定位。

15) 上世纪80年代，作家们关注的是文学的“现代性”，他们积极地向世界文学吸取营养。而到了今天，他们越来越重视文学的“本土性”，重视中国文学的固有传统，重视从中国传统文化与民间文化里寻找文学资源。您认为中国作家着实是进行了这样一个转变吗？

答：如果有这种转变的话，也是用“现代性”的视角，看待我们的“本土性”，或者用“本土性”的思维习惯，来看待“现代性”，绝对的现代性和绝对的本土性作家我看不出来，至少不是主流，也没有形成趋势。

16) 您是如何关注生活，挖掘生活，保持创作的活力的？

答：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；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。”能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中国文化传统的这“十六字心传”，便是一个作家的明心见性了。

17) “有多少人在阅读文学”这个问题表明了文学出版正面临一场危机，您怎么看？

答：每次出国考察回来，这样的危机意识更强烈地触动着我。有一次， 我在德国的乡间，看见一个农民坐在院子里读小说，才知道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不仅仅是表现在财富上。

18) 在并不遥远的上世纪80年代，文学作品还是大众的宠儿。您认为怎样才能找回一些失落的传统呢？

答：作为一个职业写作者，我只能说，之所以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，我们作家是有责任的。不能指责没人读文学作品，要想让别人好好读，我们得好好写，别无选择。

19) 现在对自己的写作还有怎样的期待？理想的写作境界是怎样的？

答：我对自己的期许是，往自己的心灵深处走，不能怕痛，也不能怕黑。我最理想的写作境界就是，谁的脸色都不用看。